《未来产业：塑造未来世界的决定性力量》节选二

未来产业瞭望者与践行者
刘沐芸

• 理学博士，个体化细胞治疗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主任，深圳科诺医学检验实验室创始人，深圳赛动生物自动化有限公司总经理。国家高端智库—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妇儿生物样本及生物信息数据研究与应用分会秘书长，中文核心期刊《中华细胞与干细胞》副总编，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先行示范区专家库专家，成都市政府科技顾问，中国医药城科研发展顾问。
• 研究成果“异体间充质干细胞治疗难治性红斑狼疮的关键技术创新与临床应用研究”荣获2019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目前已在生物医疗领域申请了相关专利234项，其中107项获得授权；承担包括863项目、火炬计划项目等国家、省市各级科研项目60余项，在Cell Stem Cell等杂志发表论文十余篇。
• 作为产业政策研究专家，主笔参与深圳市政府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未来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参与了《深圳国际生物谷总体发展规划（2013-2020年）》的编制。主导编写发布了《细胞储存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18）》。
  

精华节选事关一个国家在未来世界竞争格局中的位置——与深圳赛动生物自动化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沐芸面对面

节选之二

未来产业：只有为数不多国家能获得先机并占据主流

问: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之间有哪些异同？

刘沐芸: 某种程度上，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一类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成长潜力巨大的新兴产业。

但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有一个不同，前者能有效地帮助低劳动成本地区大幅度脱贫，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效率的提升对40年前经济社会的运行方式带来变化，带来资源的全球配置和部署，很有资源再配置的意思。而资源的再配置则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赶超发展的机会，尽管需要时间，但后发国家在资源的再配置、价值再创造和再分配的过程中仍有赶超的机会。

而未来产业则不同，自现在开始，我们谈论的未来产业，改变的将是经济社会运行规律、规则。下一波，最先驱的产业成为主流后，改变的可能是当前的社会结构，可能只有为数不多国家能获得先机并占据主流，经济社会层面可能也只有少数群体能晋升为主流。而未来科技和产业带来的国与国之间的差距、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可能难以追赶和弥合，有可能落后就是永远落后。

因此，超前主动部署未来产业既是战略性的选择和部署，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到现在的一个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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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层面进行整体规划

问
您认为我国该如何形成未来产业的空间布局？深圳赛动生物自动化有限公司所在地区是如何在未来产业布局的？

刘沐芸: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十四五”时期，发展未来产业，区域间应该是协同、互补，而不应该是同质化的竞争关系。即便是竞争也是高水平的竞争、促进，比如供应链的竞争，或就链条上的关键问题进行竞争，谁率先突破、谁率先量产等，而不是简单的“一窝蜂”重复。

因此，我觉得，首先在国家层面应该沿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思路整体规划未来产业的内涵，并尽可能梳理什么样的科技创新能“引爆”未来产业并在我国出现，也就是我国能成为至少1-2个未来产业的策源地，这样未来发生现在这种“国际形势”或者重大公共事件时，我国有足够的科技和产业实力开展谈判而且能实现互换、互惠。可以根据不同城市的产业历史沿革、当前产业基础、人才供给情况、不同地方资本的偏好，关键是龙头企业或核心企业的存在状态，遵循产业爆发性成长的规律部署未来产业，完善链条，并夯实产业基础。

每个产业在链条上都有高显示度的环节和显示度没那么高的环节以及“隐形”卡点，对于未来产业的部署、发展应该考虑产业配套、上下游供应链的完善，而这一点核心企业或龙头企业比任何规划者都清楚。可能不需要全链条每一个节点都要规划部署，但关键核心环节不能空着，也就是资源要根据产业链的需求和产业发展进行相应配置，不能空着。尤其是关键核心节点，显示度不高，复杂性强，研发难度大但又必不可少的，如细胞产业中的关键设备和培养基、关键耗材等细胞技术和产品所需的关键物料等，要结合产业需求，主动部署，精准发力。但目前，不论是企业本身还是政府规划都过度关注技术或产品本身了，而不关注这些“厉害”的细胞产品和细胞技术怎么来的。这种“厉害”如何能成为一个常态化的产品进入临床使用，而不是一次性的“传说”。这就需要关键产业的底层基础以及支撑底层基础的核心部件。而只有这样打实基础后，产业链上的产品、服务和生态才会稳健，才有可能出现走出去的大企业，并且不会出现当前的“大企业走出去后，走着走着脖子就被卡住了”的现象。

基因测序行业也是，人类基因组计划开展以来，美国率先大规模量产了高通量测序仪，然后世界上不管哪个国家发展基因测序服务，归根结底都是在支持美国的测序仪公司。细胞产业也是如此，中国不管哪个城市发展细胞产业，哪个医院提供细胞技术，归根结底都是在支持美国的设备公司、试剂耗材公司等。我们铆足劲要摆脱“世界工厂”这一被动“定位”，但基因测序服务、细胞产业以及我们论文越来越多的生命科学领域，无一不是在替这些设备、试剂、耗材企业“打工”。未来产业，我们要变被动为主动，让国际上这些公司为我们国家的发展进行“打工”。因此，每个产业所需要的关键核心底层的部署非常关键，不能忽略。

中国这么大，不同的城市有其特色的大学基础、人才基础、产业基础和优势企业等。因此，不同的城市应基于这些基础部署不同的未来产业重点，依照产业的共性规律，结合自身的基础条件，从现在开始，稳步推进，到2030年，或2039年，我们会没有收获吗？也就是用“有形的手”进行规划设计部署，通过“无形的手”进行市场竞争，在不同的城市形成不同的产业群落，这样相应的人才、资金和对应的政策、法规自然就会流向其该去的地方。

其实，政策的争取也是如此。以深圳为例，深圳的许多看似特殊的政策需求是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并不是先有政策再发展的，而是先发展，在发展中遇到了困难和问题，然后就某一类具体的困难和问题的解决提出政策需求，向中央申请，如国际前沿技术的先行先试、大数据标准立法等，因而这样的政策也就有特别意义。————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