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硅谷风云看科技产业铁三角： 技术、资本和政策——“新时代 她力量”创新发展论坛发言

刘沐芸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 特约研究员

深圳市先行示范区专家库医疗组 专家

个体化细胞治疗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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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当我们看到美国生物产业的发展并为之感慨的时候，我们可以从40年前的几件事情一窥究竟，看看技术、资本与政策如何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形成了美国如今的生物科技产业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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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先的科学技术成果
198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了斯坦福大学Paul Berg“利用重组DNA对核酸的基础研究”，以及哈佛大学Walter Gilbert、剑桥大学Frederick Sanger的核酸测序研究。
当委员会选择了Sanger和Gilbert的测序研究成果，就必须选择重组DNA才会完整；从Berg及其实验室的研究成果在这一块的决定性奠基作用就不会有人质疑了。
1980年12月2日，美国专利局授权两名科学家“产生生物功能分子嵌合的过程”专利，也就是重组DNA（又称Cohen-Boyer专利）。一个是斯坦福的Stanley N. Cohen, 一个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Herbert W. Boyer。
我没有查阅有关这个专利的公开报道，但毋庸置疑，这项专利技术奠定了接下来20多年生物产业和生物研究的技术基础，并至少为其发明人带来了4亿美金的财富。

2
资本市场的助力
在斯坦福教授共享了当年诺贝尔化学奖的几乎同一时期，一个成立只有4年的生物科技公司（Genentech）登陆纽交所，该公司的核心技术就是刚获奖的重组DNA技术。开市的股价为35美金/股，随即冲到88美金/股，当天收市报价为71美金/股。Genentech IPO的成功，为其他初创的生物科技公司打开了一个上市募资的筹资方式，开启了美国生物科技产业的繁荣之路。

资本参与了对专利的定价，赋予知识产权资本属性。斯坦福作为Cohen-Boyer专利的管理方，获取了专利收益的15%作为管理费，剩下的则平分给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

虽然这个时候，大家并没有完全认识到知识产权确权的重要性及其募资职能，但Cohen-Boyer专利的交易定价却给成果转化与科技产业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资本参与方式。仿效斯坦福大学设立专门机构管理学校知识产权的成果转化机制，许多大学相继设立了专门的校知识产权办公室，专门负责大学教授研究成果的商业化工作。至今，美国已经有200多个校知识产权办公室，专门负责梳理校内教授研究成果，包括成果评估、知识产权处理与商业化等。

3
 产业政策的配套出台
1980年10月21日，美国时任总统Jimmy Carter签署了Stevenson Wydler技术创新法案（Stevenson Wydler Innovation Act）。该法案的出台是为了回应“政府资助的研究成果无法商业化”的隐忧。该法案鼓励美国国家实验室成立研究与技术应用办公室（Offices of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Application），来鉴定哪些技术具有商业化的潜能,并对社会发布一些可以公开的政府资助技术清单。卡特政府支持该法案出台，部分原因还在于技术的商业化受控于政府。

不过，虽然美国国家实验室掌握了许多生物科技核心技术，但该法案并没有成为孕育美国生物科技产业的温床，不过该法案的确成为国家资助技术可以商业化的一个标志。

然后，改变游戏规则的法案来了。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拜-杜法案”（Patent and Trademark Law Amendments Act）。1980年12月12日，即将卸任的Jimmy Carter总统签署了专利法案，这项法案全面促进了美国生物科技产业的蓬勃发展。该法案明确了大学与其他非盈利研究型机构对联邦资金资助的发明创造和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当然，这项法案的出台也并不是一帆风顺。

该法案源于印第安纳州民主党参议员Birch Bayh和堪萨斯州共和党参议员Bob Dole在第95次国会上提交的“小公司非盈利组织专利程序法案”（Small Business Nonprofit Organization Patent Procedures Act）。这项法案动议的背景是，上个世纪70年代，内有美国经济滞涨而来的不景气，外有来自日本的经济挑战，迫切地希望有新的科技增长点刺激美国经济向好发展。

但95次国会并没有通过2名参议员的提案，2名议员在96次国会时又重新动议了该法案。尽管民主党控制了当时的“两院”（参议院与众议院），卡特总统却否决了该项法案动议，他希望类似Stevenson Wydler法案一样，由政府控制联邦资助研发项目成果的商业化。随后，强势的参议院财政委员主席Russell Long从民粹的角度也否决了该项法案，他希望政府能从技术转让收益中分得一杯羹。直至1980年总统选举前夕，该法案仍未获通过。

而当年的选举结果是，Ronald Reagan成功当选，将入主白宫成为新任美国总统，但同时损耗了民主党12个参议院席位，共和党从1981年1月开始的第97次国会上占有多数席位，这是共和党自1954年以来首次的多数。而法案的提名人之一Birch Bayh的参议员席位将被新任的副总统Dan Quayle替掉，将不会重返参议院。

因此，趁着96次国会仍然是民主党占多数的优势，在1980年的11月选举后，民主党召开了一个“跛脚鸭大会”，这是自1940年来39次国会中的总计16次“跛脚鸭大会”之一。动议的紧迫性理由是，选举后大多数部门失去了预算执行授权，但对于一些由于选举拖延的重要、困难以及有争议的立法在选举完成后依然必须推进。

在Bayh-Dole组合的强力支持和推动下成功促使该法案的通过。而且法律规定，如否决“跛脚鸭大会”通过的法案需要参议院全体投票。由于对前任参议员Birch Bayh的敬重，继任者Long默许了法案的有效。

虽然国会通过法案，仍需要总统签署方能生效。似乎没有迹象表明卡特总统是否会签署该项法案。按照美国宪法，总统有10个工作日考虑“否决还是签署”国会通过法案。直到最后一天，也就是12月12日，卡特终于签署了。这就是著名的“拜-杜法案”，与资本市场形成良好的结合，正式拉开了美国生物科技产业蓬勃发展的序幕，奠定了美国生物科技产业随后黄金40年的发展基础。

回顾40年前的几个偶然又必然的事件：大学研究成果获奖与专利授权、生物科技公司的IPO，两个递进的产业政策。我们发现，科技创新产业的形成首先需要有技术，需要资本市场的参与和助力，还需要适配的产业政策来营造良好的产业氛围与营商环境。

这些事件的连续出现有意无意中形成了一个相对明确的分工与成果转化链条，科学家潜心成果的研究，成果商业化则由专门机构配置专业人才，政府制定产业政策明确成果转化规则，资本家和银行家予以资本助力，一环扣一环，一棒接一棒。既有美国经济萧条这一时代背景驱动的必然性，也有几个事件接连发生碰撞的偶然性，这些必然和偶然的事件、行为成就了对面生物科技产业领先的40年。

今天，我们也面临相似的时代背景，我们会接过大洋彼岸传来的科技产业接力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