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健康经济评论2020》节选之①——Covid-19下人与自然的关系

摘要：在人类主导的社会中， 人的活动空间和范围不断增加， 所处环境更加复杂，可能也为一些原本 “人畜无害” 的病原菌 “创造” 了宿主迁移的机会，受 “进化压力” 的驱使，这些病原菌为了生存，必须寻找新的寄生环境和宿主。仍在全球肆虐的 SARS－CoV－2可能是大自然给我们的 一个提示，是时候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了。

关键词：Covid-19；新发病防控；人与自然的关系

Covid-19之前，我们谁都无法想象，会有一个事件对我们的工作、生活、社交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不仅重塑了我们的工作形态，也重塑了我们的社会关系，重塑了我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与认识，共生与和谐。

突发的Covid-19大流行，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大自然的力量，一种未知的病毒经由自然潜入人类生活的社区，然后迅速扩散至全世界，截止2021年1月，感染人数仍在不断攀升。Covid-19发生以来，我们都致力于找到病毒的源头，但在寻找源头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思考我们与自然的关系，以及我们与自然该如何共处。

因为，每一次新发病毒及其导致的传染病，其实都反映了复杂生态系统中，人、动物、病菌和环境之间的平衡被破坏后重新平衡的一个动态调节过程。在人类发展历史中，大流行病并不只有这一次，从人类结束游牧的狩猎生活进入定居的农耕生活开始，人类生活方式的转变就标志着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开始了系统、广泛的改变。

自公元前430年的雅典瘟疫开始，人类历史上总计发生了17次大流行病，几乎每次大流行的背后都有人类行为变化的印迹。驯养家禽、家畜后出现的动物源性传染病，比如天花、恶性疟疾、麻疹、肺鼠疫等，这些新发的传染病反过来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性影响。

541年的贾斯丁瘟疫和1348年的黑死病带来的死亡是历史性的。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5000万，1981年出现的艾滋病至少导致3700万人的死亡。后续还发生了2009年的禽流感、2014年的基孔肯雅病、2015年的寨卡病毒，以及2014年出现并一直延续至今的埃博拉病毒等。因为人类行为的改变有意、无意间改变了病毒或病原菌赖以生存的寄生环境，促使病原菌发生宿主迁移（Host-switching），这就需要病原菌自身发生一些基因序列的改变以便能适应新的宿主。近20年内出现的几次冠状病毒流行病较为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特征。

冠状病毒一直存在于自然界，包括2002-2003年的SARS-CoV，2012年的MERS-Cov， 2019年底出现至今并引发COVID-19大流行的SARS-Cov-2，迄今为止引发了3次传染病流行。相同的是，病毒都是经由中间宿主跳跃到人类；不同的是，前两种都是在出现症状后才有传染性，而后者具有无症状传染的特征。这是否也是一种病毒为了适应新宿主而产生的进化呢？是否从另一种角度表明，多重、复杂的环境变化使人类社会已进入大流行时代？

从历史上出现的新发传染病，或已知传染病的复发，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特征和规律，也能从某种程度上理解，为什么我们总是无法有效的防控传染病的发生。许多传染病的发生与人类的行为、活动以及这些行为和活动与自然间的互动有关。比如，1997年发生的H5N1禽流感，2002-2003年的SARS，2013年的H7N9型禽流感和现在仍在流行的COVID-19，均是首先出现在“湿性”市场，表明人类的行为可能是新发疾病的关键性因素。当人类在其主导社会中，在自然界的活动空间和范围不断增加、所处环境更加复杂的同时，也可能也为一些原本“人畜无害”的病原菌“创造”了宿主迁移的机会，受到“进化压力”的驱使，这些病原菌为了生存必须寻找新的寄生环境和宿主。现在，仍在全球肆虐的SARS-CoV-2可能是大自然给我们的一个提示，是时候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了。因为，机会性的宿主迁移机制下，防控疫情的焦点不应局限在对病原菌和疫苗的研究，还应包括我们人类行为的改变。

只是，我们能为此做出改变吗？